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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上海爱情故事的张爱玲,其实讲一口安徽话?

写上海爱情故事的张爱玲,其实讲一口安徽话?


一直把张爱玲视为上海都市文学的代表,但是仔细斟酌她的文字就会发现,其中不少安徽的俚语。出生上海的张爱玲怎么会熟练写出北方俚语?这还要从她特殊的童年经历说起。

《梦堡垒:张爱玲与安徽》

张爱玲说:“我的母语,是被北边话和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。”她的上海话是后学的,虽然她一向被视为上海都市文学的代表,但从接触张爱玲的小说起,总觉得她的行文用字里,时不时就蹦出一种安徽味。张子静说:“然而母亲和姑姑走了。我和姐姐由保姆带着。”她母亲和姑姑1924年离开家去欧洲留学,张爱玲不过四岁,正值学习语言的关键期,就这么被安徽的保姆、女佣包围着,那种影响,也许不像她学上海话那么刻意,但大抵是“润物细无声”——不知不觉沁到皮里。去美国之后,张爱玲总提安徽方言。

这种方言,实在是她过去生活的一部分。《怨女》里,银娣一家说一口家乡的侉话。《小团圆》里,有那句大名鼎鼎的合肥土白:“不做摪搞啊?”“摪”也是凭音对上的字,意思是怎样,听惯了上海话和普通话的人,再听这个话,难免会侉气。

写上海爱情故事的张爱玲,其实讲一口安徽话?


张爱玲与弟弟吃饭,女佣则敦促:“快吃,乡下霞子没得吃呵!”“霞子”,在合肥话里指孩子。叫女儿有时候叫“大姐”,“我家大姐”云云,女儿小的时候也有叫“小大姐”的。张爱玲用在小说里,算是土白,还是侉气,但那种质朴的和善与生活气息,却从一两个字的变动和语气的变换中油然而生。还有合肥土白里“啊”字的发音方式,也被张爱玲分析过,“合肥话拖长的‘啊’字,卷入口腔上部,搀入咽喉深处粗粝的吼声,从半开的齿缝里迸出来”,古怪的戏剧化。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,也生活在安徽方言里,有时候她也会用合肥土白打趣女仆一下:“嗳,韩大妈!好啊?我好欧。”发“欧”字音,嘴唇形成圆形,一种客气在里面。

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,在写作过程中,张爱玲时不时就用到皖北的俚语,比如“有红似白”,指脸色白里透红;皖北人爱把猪嘴叫“猪拱嘴”,有时候形容人嘴唇厚,或者嘴型过于突出,就打个比方,说“切切倒有一大盘子”。张爱玲搬过来,放在《金锁记》里,后来改成《怨女》还在用。《小团圆》里还提到家里女佣说“跑反”,大概是指1937年之后,日军全面侵华,安徽是“重灾区”。老辈的安徽人都知道“跑反”,也叫“跑日本鬼子反”,常常是夜里动身逃难。直到1990年,张爱玲七十岁,在台湾《联合报》上发《“嗄?”?》,又提到安徽方言,“苏北安徽至今还保留了‘下饭’这形容词,说某菜‘下饭’或‘不下饭’,指有些菜太淡,佐餐吃不了多少饭”。小时候她听到合肥女佣说“下晚”,总觉得奇怪,下午四五点钟称“下晚”,她以为是下半夜,其实类似于“向晚”,靠近晚上的意思,古文有:“向晚意不适,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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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爱玲早年住所

张爱玲晚年吃得很简单,在美国,中式馆子不多,自己做一是太麻烦,二是未必能做出那个味道。于是,早年吃的美食——家里做的安徽小吃,一不小心就全都从记忆里跑出来了。《小团圆》里的韩妈会做一般厨子不会做的菜,合肥空心炸肉圆子,火腿萝卜丝酥饼,“过年总是她蒸枣糕,碎核桃馅,枣泥拌糯米面印出云头蝙蝠花样,托在小片粽叶上”,色香味俱全。还有冬天的麦芽糖,“韩妈绞了一团在那双筷子上,她仰着头张着嘴等着,那棕色的胶质映着日光像只金蛇一扭一扭,仿佛也下来得很慢”。《雷峰塔》里提到蒸鸡蛋,“舀碗水蒸个鸡蛋骗骗霞子们”。皖中人对于蒸鸡蛋有种特别的爱好,尤其爱蒸给小孩子吃。

1980年,张爱玲特地谈过吃。说有一次她姑姑想吃“黏黏转”,是从前田上来的人带来的青色的麦粒。田上的人从安徽来,家里的田有的在无为(安徽地名),张爱玲深以为“无为”这个地名很有哲学意味(庄子就是安徽人?无为名取“思天下安于无事,无为而治”之意)。她小时候也吃田上来的“大麦面子”,暗黄色的面粉,用滚水加糖调成稠糊,有一种焦香,她认为远胜桂格麦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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